從《逃犯條例》看大國博弈



近日,香港人最關心的議題,當然就是《逃犯條例》修訂。我一直旁觀時局,關注事態發展,了解不同人士的意見和立場,同時,閱讀不同文章,從不同角度了解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在此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從國際關係,各國自身的利益考慮,了解事件未來的可能發展。 圖片來源:星島日報




從國際關係閱讀修訂《逃犯條例》:由正和遊戲變成零和遊戲的悲劇,還有出路嗎?(上)|沈旭暉

港人就《逃犯條例》修訂舉行大遊行期間,筆者身在與世隔絕的帕米爾高原和阿富汗公幹,數日不通網絡後回到現實,已彷如隔世。本欄是國際欄目,多次說過不應談及香港,而作為《信報》國際主筆,本報提出暫緩修訂的立場,自然也是我的立場。但由於這題目早已超出純本地法律演繹,變成觸及地緣政治、大國博弈的局中局,不少朋友認為這裏有責任分享一下國際關係的視角。筆者曾私下向一些北京、華府、台灣的政界學界朋友請教,綜合各方資訊,從不認為事情只能變成當下的零和悲劇;時光倒流,找到各方滿意的最大公約數並非不可能。究竟問題出在哪裡?還可以補救嗎?


一、為甚麼「特區」需要國際社會加持?


我們多次談及,「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國際地位,假如沒有北京及國際社會同時加持,是形同虛設的。畢竟任何國家都可以主動建立自己的特區,例如北韓也曾建立新義州特區,但人家是否當一回事,就不能一廂情願。月前筆者應邀訪問沙特阿拉伯,了解他們的特區規劃,對方擔心的,亦是不獲國際社會重視這同一回事。國際上不同類型的特區、自治區,我到過十多個考察,當中香港的國際認同本來首屈一指:畢竟香港回歸前,已參加包括世貿、APEC等在內的大量國際組織,這是不能取代的先天優勢,但不等於後天不可能變動。


國際社會自然不等於美國,也一直有一派內地學者主張,當中國足夠強大,讓其他較友好的國際勢力善用香港,避免美國通過香港滲透內地,才是愛國之道。但客觀現實是,美國及受其行動影響的西方國家是否給予香港不同內地的待遇,此刻對大多數港人而言十分重要,而在逃犯條例的國際層面,這是博弈的一方;代表國家利益的北京最初沒有直接參與,但因特區政府提出了打擊面甚大的修訂第一稿,被綑綁為博弈的另一方;至於香港特區政府雖然在跨境司法管轄權有其「涉外關係」角色,但只是「被博弈方」;同時在香港內部,又涉及各派的恆常角力。多重互動下,就是現在的雙層博弈格局(Two-Level Game)。


這場博弈的國際背景,在於當下中美貿易戰才剛開始,不但不會短期內終結,反而會成為不可能改變的結構。邏輯上,香港在其中的角色,存在以下可能性:


  1. 維持現狀的結局,自然是北京借香港早已建立的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三大中心地位及國際網絡,繼續香港的「走出去」政策;而美國在向中國貨品徵收的懲罰性關稅的同時,以香港的獨特地位為由將香港豁免出中美貿易戰戰場,讓香港乘貿易戰的機會「發大財」,這是香港昔日崛起之路;

  2. 泛民一方希望的狀況是,美國要打擊中國境內的國際金融中心及技術轉移窗口,將《香港政策法》涉及意識形態及政治進程的部份加強演繹,甚至威脅不再承認香港地位,結果北京為了金融、貿易及技術需要,在香港就意識形態議題妥協;

  3. 另一方認為中國應該減少美國財金能夠自出自入的亞洲基地,強調不容外國勢力影響特區,威脅不再保障美國在港既得利益,美國在既得利益者游說下,逐漸減低對港事務的參與;

  4. 上述(2)和(3)的主觀意願同時出現,雙方各不退讓,「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特別地位」逐漸失去重要西方國家加持,北京也進一步嚴控在港的外國利益代表方。由於美國《香港政策法》對西方國家有指標性影響,假如有變動,香港的國際地位必受衝擊,甚至失去和內地其他城市的長遠競爭力。這不代表香港再也沒有國際身份,但只能變成另一種國際城市,模式可參考年前介紹過的「俄鋁故事」與「一帶一路姊妹港」系列,不贅。不習慣這種改變的香港人,只能用各自的方式回應。

要在逃犯條例這場博弈得到理想結局,特區政府應及早找到各方核心利益的最大公約數;弄至如斯田地,關鍵是修例在未有北京、國際、民意關注時的第一步走歪,令幾乎所有持分者同時不滿,打擊面極大,導致滿盤皆落索,各方都在部署Endgame,博弈也朝結局(4)急速邁進。讓我們先回看各方在條例的核心利益何在:


二、大國初心︰由中美貿易戰到國家貪腐改革


美國外交政策即使是最講求理想的年代,例如百年前威爾遜的左翼自由主義,或二十年前喬治布殊的右翼新保守主義,到了執行層面,都不可能「純粹」以民主、人權一類意識形態主導,否則不會視人權狀態極不堪的沙特阿拉伯為政策文件明言的最重要盟友,也不會如此重視新加坡、以至近年的越南。但當國家利益有需要時,意識形態衝突就會成為「justification」之一。


美國國內本來有穩定結構,支持香港維持現狀。即使是近年就香港議題不斷發聲的USCC,政策影響力其實有限;參議員盧比奧的《香港民主人權法案》假如通過,會有了改變《香港政策法》的明確條件,但程序不會一朝一夕;美國建制的中國通普遍對香港友好,其實已努力防止「香港牌」失控;美國在港商人有是捍衛香港獨特地位的既得利益者,從來大力游說華府不要改變對港政策。所以《香港政策法》取消,本來很不容易。


但不少朋友忽略了一個盲點:假如美國行政機關單方面認為,賦予香港不同於內地的地位不符合國家利益,根本不需要讓國會表決終結《香港政策法》,也可以自行決定,因為法案賦予了行政機關這個「implied authority」,也就是特朗普一個tweet就可以了事。


特朗普有這樣的動機嗎?本來是沒有的。他對香港有其鮮為人知的特殊認知,除了當年曾和香港富豪打官司,還有很多有趣的蛛絲馬跡。他上任前關於2014年雨傘運動的tweet,即勸奧巴馬不要「多管閒事」,是他本來不碰香港的基本態度。然而,他在過去一年打「香港牌」的動機,無疑增加了。除了中美貿易戰的背景,港元的美元聯繫匯存廢率成了美國打擊中國的潛在戰場;他坦承親自介入的孟晚舟事件,也令美國對香港逃犯條例對號入座;而逃犯條例又令港府失去一大盟友:最支持《香港政策法》的在港美國商人。特區政府把美國放在逃犯條例涵蓋範圍,「游說」時卻是照本宣科背誦官方文件,沒有思考如何結合各方利益,「香港牌」越來越弄假成真。這次特區政府游說各國領事的表現,已成為外交圈子的笑柄。


另一方面,從北京立場及中美貿易戰的宏觀框架思考,《逃犯條例》現存的真正漏洞,本來主要在國家主權的財金層面,也就是不少內地富豪帶著大量資產到香港,不少可能來歷不明,與目前習近平主席的反貪腐政策完全相違,也擔心他們在中美貿易戰搞局,這也是俄羅斯普京回應類似情況的手段。這點一般港人普遍並不理解,只有金融界的朋友知道端倪,因為特區政府根本完全沒有解說為何涉及國家利益,一切只以台灣「陳同佳案」為由,自難自圓其說。當然,北京在逃犯條例還有宣示主權的目標,但國際慣例有很多備而不用的宣示性條文,並非每一局都是零和遊戲。換句話說,港人最憂慮的內容、國際社會最憂慮的內容,其實都不是北京的核心利益。現時的修訂將不少常見的貪腐罪行如證券及期貨交易、資金轉移、涉及財政、課稅或關稅等剔除,同時卻令特區備受國際社會和內部民意質疑,是否符合北京初心和利益,已屬疑問。


總之,本來這一局的中美並不存在絕對對立,有不少迴旋空間,港人的憂慮更可以完全不被觸及,可惜特區政府的原方案打擊面之大(國際社會、台灣、香港商人、傳統精英、泛民反對派),和內裏的邏輯漏洞,已經很難修正。


信報財經新聞2019年6月12日

文章鏈結:https://simonshen.blog/2019/06/11/%E5%BE%9E%E5%9C%8B%E9%9A%9B%E9%97%9C%E4%BF%82%E9%96%B1%E8%AE%80%E4%BF%AE%E8%A8%82%E3%80%8A%E9%80%83%E7%8A%AF%E6%A2%9D%E4%BE%8B%E3%80%8B%EF%BC%9A%E7%94%B1%E6%AD%A3%E5%92%8C%E9%81%8A%E6%88%B2%E8%AE%8A/




從國際關係閱讀修訂《逃犯條例》(中):香港進入新冷戰戰場的九點連鎖效應|沈旭暉

上週談及香港《逃犯條例》的國際關係視角,然後形勢每日改變,最終還是出現人命傷亡,令人哀痛。條例最終雖然沒有硬推,但正如上文所說,無緣無故樹立了內外太多對立面,不可能像沒事發生過,事實上,爭議期間引來的國際連鎖反應,早已不能回頭。香港的反《逃犯條例》群眾活動,聯繫跨立場、跨階層、跨世代,這比例的人數史無前例,不是任何「外國勢力」足以煽動的;反而是特區政府推出《逃犯條例》,偏偏出現在中國外交上最錯誤的時機,令全球都把香港當作最方便的「政治提款機」,北京莫名其妙輸掉一場戰役,可謂人算不如天算。在過去一段時間,曾通過不同渠道,嘗試對有關人士分析以下情況,不見得能有即時回應;只希望無論大家甚麼立場,激情過後,也應明白香港已提前進入國際新冷戰主戰場,對週邊形勢,也有微妙影響。假如連上一波衝擊也沒能妥善應付,未來如何,更難安枕。


一、中美貿易戰,附屬出現「港元狙擊戰」?


不少朋友對《逃犯條例》為何在中美貿易戰的關鍵時刻推動大惑不解,因為即使沒有《逃犯條例》,香港早就具備成為國際金融大鱷狙擊目標的條件。事實上,中美「貿易戰」的重點從來不是字面意義上的貿易逆差;真正的貿易出口,也不是美國經濟的主菜。美國的真正「出口」其實有三︰一是「美元」作為國際貿易的主要結算貨幣,二是「美債」作為釐訂「零風險」投資的標準,三是「美式金融」作為企業融資及金融管治的框架。因此維持美元在國際社會強勢、而且是人為的強勢,才是美國繼續稱霸的本錢,即使從經濟層面這可能犧牲若干本土貿易、與全球貿易穩定,也不是特朗普所在意。


香港作為特區對中國的最大價值,就是和美元聯繫的港元,以及被美國承認的單獨關稅區的身份。因此能夠在不大規模改變內地金融及外匯管理結構下,協助內地企業「走出去」,在金融市場吸納外資或發美元債。反過來說,也因為香港金融制度同時兼負美國、中國以至本地金融貿易要務,自然也是負擔兩國三地的政治及經濟危機,有著被衝擊的原罪。不少金融界朋友對對沖基金負責人Kyle Bass兩個月前的一篇警告「港元-美元」聯繫匯率早晚崩壞的文章印象深刻,無論是否認同那文章的觀點、能否洞察他希望製造self-fulfilling prophecy的可能性,大家都忽然記起一個事實:香港回歸後的金融風暴,當時索羅斯如何在包括香港在內的亞洲各地攻城掠地。當時還是純粹的投機市場行為,但今天多了中美貿易戰的國際層面誘因,香港單獨關稅區地位前景憂慮,還有自顧不暇的國家經濟,國際財團自然會考慮沽港元、買美元以求轉移資產及平衡風險,香港的外匯儲備是否足夠應付,就由二十年來的偽命題變成真命題,也令投機分子有可乘之機。美國昔日如何對待日圓、1999年空襲科索沃對歐元有何影響、然後怎樣以美資低價收購有價值資產,這些歷史,應該溫故知新。


因此,無論有沒有《逃犯條例》,在國際大形勢下,針對港元的新一波金融風暴,本已可能隨時出現,欠缺的,不過是一個合理化的理由。修訂《逃犯條例》所帶來的司法、人權等議題信心衝擊,以及其他國家對修例的反應,正好完美填充這個答案。即使今天暫援修例,過去一周為香港社會帶來新一道,甚至是最深一道的信心傷痕,也為國際炒家預演未來,將香港的脆弱暴露於人前。這是筆者最擔心的危機。特區政府唯一應該做的是與民休養生息,暫緩發展計劃,全力備戰,這才是國家與人民賦予的責任。


二、「MFN模式」:美國未來的恆常「香港牌」


《逃犯條例》爭議期間,美國國會議員再次提出《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而這法案其實年前早就被提出,只是一直被按下不表。以筆者從美國政壇得到的資訊,關鍵一來是美國媒體對法案未有持久興趣,二來是某提案人家庭有其可能出現的利益衝突,三來在道德高地以外缺乏美國人直接利益攸關的切入點,所以昔日表了態,就「暫緩」推動法案。


但《逃犯條例》修訂,將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拉下水,令其在港公民被條例涵蓋,加上港人因修例所衍生的大規模和平遊行示威、激烈肢體衝撞,令美國政客及媒體找到關注香港的一切動機,由理想、到現實、到文宣層面,無一遺漏。更重要的是,不論是共和黨內以至在野民主黨,均可透過這張由傳統精英建構的「香港牌」,與走「反精英」路線的總統特朗普較勁。提出法案的盧比奧,上週大力表態支持香港反修例運動的美國「三號人物」眾議院議長佩洛西,提出修改《香港政策法》的克魯茲,都是特朗普在黨內外的主要政敵。反而特朗普上任至今反而對打「香港牌」十分克制,一來他當年在香港的經濟活動,可能還有外界不知道的後續,他曾提名在香港工作25年的基金經理Philip Bilden為海軍部長一事,始終是一大懸案;二來他對付中國已經有一手滿滿的牌,結果「香港牌」就讓國會主導,也符合一直以來港台事務的主要法案均來自國會的「傳統」;三來特朗普的「前國師」班農除了是另類右派舵手,另一個身份正是買空賣空的華爾街精英,和剛才談及那位唱淡聯繫匯率的Kyle Bass還是友好,與現於美國的爭議內地富豪郭文貴也是盟友,假如他有份操盤「香港牌」,恐怕不會像國會議員那樣打「開口牌」,只會製造突發危機。修訂《逃犯條例》,讓「香港牌」不但成了中美關係的「明牌」,還捲入了美國精英的內部明暗角力,未來麻煩,只會無日無之。


從法律層面,《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假如通過,最大關鍵是提供了一個國會每年審查香港自治狀況的條件,去確定是否更改把香港與內地差別看待的《香港政策法》;也就是當美國有需要時,每年都可以打「香港牌」製造經濟、信心危機。情況對一些有一定閱歷的讀者而言並不陌生:上世紀九十年代時,美國每年均以香港牌作為衡量中國能否享有「最優國待遇」(MFN)的條件,也就是兩國每年都要循例講數,當年學者稱為「MFN模式」,分別不過是今天被審核的是香港而已。


三、美國重組後的「印太-香港」領導班子


《逃犯條例》爭議期間,美國公佈了一批和香港相關的任命,首先是新任美國駐港大使史墨客(Hanscom Smith),取代以經貿為專長的現任總領事唐偉康。正如本欄多次講述,因為歷史原因,美國駐港澳總領事級別等同大使,直接匯報華府,選擇這時候公佈新人選,很難不令人有宏觀聯想。史墨客是懂普通話的中國通,有留學日本經驗,是公開出櫃的同志,伴侶呂英宗是台灣人,曾在上海總領事館工作,這份履歷屬於「印太戰略」時代的外交官新貴,未來美國只會更把香港放進整個「印太」框架考量。還有新任副總領事侯偉業,在回歸初年就曾在香港工作,也有在波斯尼亞這個另類「一國兩制」處理美國利益的經驗。

不過最重要的還是此人:相當鷹派、職業軍人出身的史迪威(David Stilwell),終於在三日前獲國會通過,成為新任處理亞太事務的助理國務卿,也就是負責整個區域的最高層。筆者在夏威夷East-West Center當訪問學人時與其為鄰房,曾拜訪其像是軍事博物館的辦公室訪問,一言以蔽之,他是以軍事戰略處理外交的典型,戰略思維和外交官出身的傳統精英完全不同,訪問時他就對我說,在自由派外交思維主導的East-West Center,他幾乎是唯一的例外。美國印太戰略人員,正式在「後《逃犯條例》時代」埋班,香港未來再嘗試獨善其身,恐怕不可能。


四、印太時代,日本逐漸成形的「台港牌」對特朗普的博弈


特朗普的「印太戰略」,主要拉攏印度、澳洲、日本等亞太大國構成一個中國包圍圈,並以東南亞為樞紐,而在歷任美國總統當中,他大概是最沒有顧忌支持日本所謂「普通國家化」的一人。上月特朗普訪日時,登上日本自衛隊准航母加賀號,明言加強美日軍事合作,目標明顯是中國、北韓;但與此同時,其實美日也在進行自己的小型貿易「摩擦」,特朗普一貫是一手軟、一手硬的討價還價。日本安倍政府希望美國加持「普通國家化」,也不願意在貿易層面過份退讓,就需要顯示其他價值。因此,日本和台灣的特殊歷史淵源,乃至日本與香港的緊密經濟、文化關係,都成了日本政府的備用品。

客觀而言,和歐美政府相比,日本政府對香港《逃犯條例》的官方發言十分克制,一來是中日關係剛有改善跡象,二來G20峰會於大阪舉行在即,日本有自己的主場考慮,不願橫生枝節。但2014年以來,日本民間對香港的關注越來越高,「香港研究」在日本逐漸成為一門顯學,例如筆者的一位日本學界朋友最愛唱達明一派的廣東歌,對香港之熱愛想當澎拜,這類日本「香港通」越來越多,慢慢凝聚了一個圈子。這次《逃犯條例》爭議期間,不少香港網民對「條例通過後,日本可能不再給予特區護照免簽待遇」的猜測最緊張,而日本在香港的企業辦事處數目僅次內地,存在一定槓桿效應。相對於「香港牌」,日本的「台灣牌」則十分積極,這也是美日聯盟默契的一部份,這次修例卻令日本政客想到「兩牌合一」,並有地方議員參與了關於香港的聯署,除了是增強自身影響力,也是用來和美國的經貿談判討價還價。此例一開,也難以回頭。


五、中國「聯歐制美」戰略下,德國領導歐盟的「價值觀對沖外交」


《逃犯條例》爭議期間,德國於去年原來已給予涉及年前旺角案的兩名香港青年難民身份,引來特區政府高調批評;坊間對德國此舉應否進行有兩極意見,但我們應注意的是這事適逢此時被公佈,固然是二人的主觀意願,但客觀上更配合了德國、乃至整個歐盟在中美貿易戰的策略:「歐洲式對沖」。


雖然美國政府多番要求盟友配合其針對華為的舉措,但歐盟各國面對5G時代,明顯希望在中美兩大勢力之間遊走,不願全面與美國合作,保留了讓華為進入市場的大量空間,同時也暗中鼓勵像諾基亞那樣的品牌乘虛而入,分一杯羹。以上政策純粹利益主導,但缺乏了一個漂亮框架;德國默克爾上台初雖然決意走「價值觀外交」,但自從習近平訪德簽訂大量訂單,這調子本來已輕輕放下,直到庇護劉曉波遺孀劉霞才重新被舉起。由於以德國為首的歐洲大國知道中國需要在經貿、科技戰層面拉攏他們,自然希望得到更多經濟實力,但也必須和國內輿論、國際盟友交代。於是重啟「價值觀外交」,顯示自己不是只要「發大財」,就成了一個辦法。北京為「聯歐制美」投鼠忌器,兩害相權,對德國為首的「價值觀外交」只能以更寬鬆態度對待。由於涉案二人本身也是香港「逃犯」,在歐洲傳媒眼中,評論《逃犯條例》卻又天經地義,經過一輪訪問,無論北京、港府多麼不願意承認,他們在西方媒體配合下,逐漸得到了國際話語權,脈絡和五年前黃之鋒成了國際風雲人物,如出一徹。


從歐盟而言,「香港牌」也同樣如美國一樣,捲入內外明暗角力︰在社交媒體支持香港反修例運動的伏思達所屬的政團「ALDE」,正傳出與議會內第一大黨團歐洲人民黨協商,後者醞釀支持伏思達成為歐洲議會議長,換取ALDE支持人民黨提名的韋伯,出任歐盟委員會主席,屆時歐盟和香港的互動,可能更頻繁。歐盟3月發表的對華外交政策戰略文件,表明歐盟將中國視為挑戰歐洲核心價值的對手,也提到香港的高度自治需要得到尊重,而正是這些高調的價值觀表態,令德國等國對封殺華為態度曖昧,不致於成為西方輿論眾矢之的。何況高調反《逃犯條例》修訂,除了為歐洲提供了「不是親華反美」的表面證據,掩護另一面的對華務實政策,還在特朗普不重視價值觀之際,重燃了歐盟作為「道德規範力量」的方針,也可要求參與「16 +1」框架的歐盟成員國歸隊。


六、僑民外交:借《逃犯條例》爭議突破《維也納公約》規範的駐港外交官團


駐香港的各國外交官極多,境內有62所總領事館、61所領事館,如此陣容,為中國首都北京以外的任何地方所無。但他們對評論香港內部事務一直想當克制,北京以往也對這方面把關很嚴,例如曾在吉爾吉斯鬱金香革命期間擔任美國駐該國大使的楊甦棣(Stephen Young)後來到香港擔任總領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就曾以違背《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評論香港內部事務為由,對其發出警告信。但《逃犯條例》爭議是一個極罕有的機會,讓這些外交官找到評論香港的理由,因為條例直接涵蓋他們本國在香港的公民、商會,以這出發點評論屬於他們基本責任,就有了迴旋空間;據稱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將集體和他們會面釋除疑慮,原因之一自然是特區政府在《基本法》框架下能說的層次,根本不為對方感興趣。特區政府似乎並未為意當一條本地條例涵蓋外國商人、僑民,這就早已超出了純法律問題,而是開啟了一個危險的潘朵拉盒子,因為「保護僑民」是國際關係界眾所週知的「萬能Key」,很多本來可以歸類為「干涉內政」的行為,有了這個合理理由,就變得冠冕堂皇,例如美國干涉委內瑞拉是保護僑民、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是保護僑民而起、中國駐各地大使館近年也加強了保護僑民的宣傳。


更重要的是,這次各國大舉評論香港開了不少先例,除了歐盟各國集體行動,英國、加拿大也是由兩國外長罕有地對香港發出「聯合聲明」,暗示了英國脫歐後啟動「英加澳紐小英聯邦」的可能性,這是借香港來進行其他外交工作的範例;其他外交官在上個月內的合縱連橫案例,似乎還有不少。《逃犯條例》爭議期間,由於特區政府始終未能成功釋除各國疑慮,乃至越描越黑,駐港各國領事之間卻因為需要直接交流而產生了更多工作關係。這個領事團的重要性在回歸後二十年首次被激活,假如沒有一條涵蓋世界各國所有國民、又引起本地大量爭議的草案,是幾乎不可能的。


七、台灣選戰前,蔡英文或成最大贏家


台灣當局一直對直接介入香港事務十分克制,沒有意欲、也沒有能力,關心的只是借香港影射台灣現狀「抽水」。但「逃犯條例」以陳同佳案為「官方初心」,雖然矛盾重重,任何官方發言都言必台灣,卻意外令台灣當局得到評論香港的話語權,還為執政民進黨得到反擊北京的黃金機會。習近平主席年初的新年對台談話,明言以「一國兩制」、「香港模式」為統一楷模,自此香港成了台灣選舉的重要參考對象。蔡英文本來民望已跌至谷底,台灣朋友不少認為她連任無望,但通過連月來打的「反一國兩制牌」,加上各種坐擁行政資源的選舉手段,民望卻又極戲劇性回升,尤其是利用《逃犯條例》爭議宣示了堅定立場,找回人氣,在黨內初選期間,不時化身香港事務評論員,除了逆轉勝擊敗對手賴清德,還順道打擊了早前曾與林鄭月娥會面的主要對手韓國瑜。國民黨本來並不願高調批評「一國兩制」,但《逃犯條例》一出,黨主席吳敦義也不得不說「一國兩制全是虛言」以回應台灣民情;還有另一北京接受的候選人大款郭台銘,也在個人Facebook表示以「張開雙臂爭取港人移居台灣」為政綱;恐怕未來任何台灣政客肯定「一國兩制」和香港,都會成為票房毒藥。雖然不能說蔡英文勝出初選全靠香港,但「香港牌」肯定具有發酵民情的明顯作用,香港內政能影響台灣民情至此,也是史無前例。假如《逃犯條例》不是堅持以陳同佳案為「官方初心」,台方輿論不可能發酵至此。


由於陳同佳案這個藉口被發揮得淋漓盡致,理論上,日後依然需要與台灣當局商討對策才能「彰顯公義」,也就是賦予了台灣當局一個沒完沒了、可循環再用的選舉議題,「蔡英文或成最大贏家」,北京精密的對台部署,假如因為這件事破局,很多工作又要推倒重來。另一方面,台港關係近年本已相對制度化,但這次爭議,也連帶令雙方「經濟文化辦事處」的功能、以及其他半官方組織的功用大減,這些年來令港台關係半制度化的努力,就算不是一筆勾銷,同樣要重頭再來。


八、內交:假如香港不能協助「走出去」,由澳門到大灣區的連鎖回應


由於上述結構性轉變,導致中國能否長期利用香港「走出去」存在不確定性,北京必然有幾手準備。在國際關係角度,香港、澳門作為中國境內的兩大特區,有其明確分工,就是分別作為能與國際(特別是英美社會)完全接軌的地上、地下金融中心;官方定位澳門為「世界旅遊悠閒中心」,事實上只是檯面上的功能而已。這樣的結構分工,在世界並不罕見,例如筆者曾考察的塞班島,主權屬於美國、容許中國國民免簽入境、境內容許賭場運作、本土人口不多,基本上就是「澳門模式」。一旦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受影響、或港元-美元聯繫匯率不再,中國境內要吸引美元還有哪裏?就是澳門。澳門的重要性增加,而澳門政局相對穩定可控、「外國勢力」(特別是中國極希望拉攏的歐盟)的存在,也早有制度及默契,可能會得到意料之外的機遇;甚至更多擴大澳門行政版圖的「橫琴模式」,會以不同方式被考慮;而洽談中的賭場續牌花落誰家,也可能根據大格局有一定影響。值得注意的是,在《逃犯條例》一役,和香港特區沒有引渡條例的澳門,因為一位富豪的戲劇性介入,其實間接扮演了極關鍵角色;澳門本身也沒有通過與內地的類似條例,年前澳門政府懸崖勒馬,大概因為其地下經濟的國際元素只會比香港更受條例影響,這也是澳門政府罕有比香港政府更有國際視野之處。有了香港這次經驗,在可見將來,澳門的國際地位反而可能比香港更穩固,甚至可能像在二戰期間那樣,成為新冷戰的緩衝區。


此消彼長之下,香港的國際身份一旦弱化,或單獨關稅區、週轉美元的功能被廢止,削弱香港三大中心的國際地位,也難免直接影響整個「大灣區」的規劃。中山、深圳、廣州本來就對香港獲得例如「港人港稅」等「特權」頗不滿,部份民族主義者也認為香港的重要性每況愈下,更成為外國勢力影響國家穩定的負累,勉強忍下去,就是因為香港的國際身份能夠互補;假如沒有了,香港在大灣區也沒有了分工,上述這些內地城市的官員會如何看待香港,不言自明。未來「內交」層面,香港恐怕會更弱勢,比起前三任特首年代,不可同日而語,而其他城市藉此向中央游說不要「厚待」香港的工程,恐怕已經開始。


九、李顯龍接班人的機遇:中美新冷戰戰場撤離新加坡


經此《逃犯條例》一役,香港直接走進中美角力、新冷戰的核心戰場,卻間接令一些本來有機會成為戰場的地方鬆一口氣,乃至乘機獲利,最明顯的例子是新加坡。數年前,自從新加坡在南海主權爭議表態,中國一度打算以新加坡為突破口,期間發生的香港「裝甲車事件」、新加坡以「疑似情報行為」驅逐華裔學者離境、傳出中國資助興建「克拉運河」取代馬六甲海峽等事情,都令朝野大為緊張,擔心李光耀以來的「大國對沖政策」失靈,被逼要在中美之間明確靠邊站;屆時一旦局勢不穩,又可能直接影響國際金融企業的投資意願。這正是李顯龍在今年香格里拉對話發言的精髓:大國不要逼新加坡選邊站,下一句沒有公開說出的,就是「開戰請到其他地方吧」。結果香港《逃犯條例》爭議一出,整個地緣政治的壓力都轉移了在香港,相信在可見將來,新加坡的壓力會驟降,也不用再擔心成為中美新冷戰主戰場。而且不少金融界朋友告知,在過去數月,確有基金帳戶從香港撤退到營商環境最接近的新加坡,數目還不少,一旦形成氣候,雖然不一定傷及香港根本,卻會令新加坡的「亞洲首席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更鞏固,同時也令擔心新加坡成為中美磨心的市場憂慮,一掃而空。執政人民行動黨渡過了過去數年頗有暗湧的危機,李顯龍盛傳的接班人、現任副總理、財政部長王瑞杰可以視之為政績宣傳,也能夠一方面高調對華友好、另一方面乘北京無瑕他顧,鞏固美國保護在國內的存在,順利接班,幾無懸念。


此外,還有涉及世界其他地區的一些觀察,篇幅所限,就不詳細列舉。總之,無論「初心」如何,這個案例,將會成為國際關係蝴蝶效應經典教材,一件最初不為任何人注意的事,經過連串失誤,除了逐步發酵為回歸以來最大爭議的本地大事,因為打擊面太大,超越了傳統反對派的同溫層,觸及整個香港商界、保守專業人士階層的憂慮,然後觸動國際神經,配合當下複雜的國際形勢,進而影響了全球地緣政治,一名作行政決策的香港人,有如此國際政治影響力,也是史無前例。已經走不回頭的香港,面對這個國際形勢,已經沒有不調節原有政策的可能,但具體又可以如何?(下篇待續)


信報財經新聞2019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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