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25日
時代不斷變遷，文化、政治相關的想法亦會不斷轉變，例如我們對儒家、對孔子、對孟子的論述，或是對毛澤東的論述。現時，其實大家都有固定了的相近想法，不過如果要仔細探討，毛澤東到底是「七分功三分過」還是「六分功四分過」，就是每個人感覺的差異了。
評論功過時，也應該參考當時的國際社會中，其他國家的發展形勢。有一次我到訪印度，和當地的知識份子談起，當時中國和印度初期發展的重要分別，就是印度沒有、也不能夠對社會進行極大改革，以推翻整個社會制度，例如種姓制度，重新建立社會秩序。結果，直到今天，印度發展時依然遇到很大阻力。回望中共建國時期，毛澤東掃平整個社會，重新開始。有人認為這種做法是錯誤的，皆因這個做法，破壞了中國的社會傳統、文化及文明。但同時，亦有人從經濟學角度出發，表示破舊立新的成本更加低。
如果要從經濟數據判斷毛澤東當時的功過，則不應只著眼於他執政時的經濟成就。曾經有教授分析過，中國今天的成功與建立了整個制度的基礎，息息相關，奠定這個物質基礎的，就是當初由毛澤東所領導的中國政府。如果只讓數據說話，放下對毛澤東本人的既有想法，他的經濟成就其實相當大。財智學上，財富累積的難度會隨財富的增長而減少。中國需要30年達到第一個五千億，然後再用15年時間增長10倍，然後只需要9年時間已可再增長10倍。
我有一段時間是不喜歡毛澤東這位領袖的，但這些數據上的分析和推論，讓我可以退後一點，以較為客觀的角度思考，毛澤東於中國資本原始積累時期的功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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